杜牧這一輩子，除了勾搭姑娘，基本沒幹成什麽事兒。
要說最大的成就，倒不是詩詞歌賦，而是他成了古往今來唯一一個被寫進《資治通鑒》的詩人（那種官途得意副業寫詩的不算）。
司馬光編纂的這本《資治通鑒》，往往被後人拿來與《史記》並列，是千古難得的史學名著。書中包羅萬象，卻偏偏除了杜牧以外，沒有記載別的詩人，什麽李白杜甫白居易，統統不能擁有姓名。
原來司馬光著史，目的隻有一個：選擇軍政大事，以史為鏡，汲取政治經驗。依照這種標準，李白杜甫這些文人的“酸詩”自然就入不了司馬光的法眼了，而杜牧的《罪言》等文章卻赫然在列：
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者。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為浪戰……
這是杜牧見河朔三鎮威脅中央，因此要求從軍事上整治、消除中央與地方矛盾的一篇政論文章。司馬光閱遍古籍裏多少政治家睿智精明的言論，卻對杜牧這篇策論青眼有加，看來杜牧的確是頗有政治軍事頭腦的。
比起不少文人麵對家國亂象，除了寫詩文抱怨一下懷才不遇、罵一罵貪官汙吏之外啥都幹不了，杜牧至少提出了改革府兵製度等一係列措施。而唐末五代的周世宗等提出的改革方案，正與杜牧在《原十六衛》《戰論》《守論》等一係列文章中提出的改革措施同出一脈。
隻可惜時不我待，亂局之中能力挽狂瀾的人，注定不會是杜牧了。曆史車輪滾滾而下，他一個區區文人，除了醉生夢死在溫柔鄉裏，還能怎麽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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