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天下所以不治，隻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複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王陽明認為，孔子之所以刪減《六經》，是為了避免當時紛繁浮逸的文辭擾亂天下人心，使天下人從此拋棄華麗的文飾、注重文章的實質，而不是用虛逸的文辭來教化天下。《春秋》以後，各種華而不實的文辭日益興盛，天下大亂……天下紛亂的原因，正在於盛行浮華的文風，求實之風卻日漸衰敗。人們標新立異，各抒己見，為了取得功名不惜嘩眾取寵，擾亂天下人的思緒，混淆大家的視聽，使得天下人爭著崇尚虛文浮詞，在社會上爭名奪利，忘記敦厚實在、返璞歸真的品性。這些都是那些闡述經典的人所開啟的。
這是王陽明借孔子之口表達自己的觀點，勸誡人們要拋棄虛浮的文辭、追求經典的實質，即不要執著於文字。隻有不執著於文字、停止語言化的過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個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地問周恩來總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麽要叫‘馬路’呢？”周總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這位記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從文字的表麵意思上去理解“馬”這個字，把中國人比作牛馬，意在嘲諷中國人與牲口走一樣的路。如果真的要從“馬路”這種叫法的來源去回答他，正確的答案反而沒有什麽意義。因此，周總理才把“馬路”的“馬”解釋成馬克思主義，這恐怕也讓這位記者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