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我生命力的複原，我必須對供給我最大和最旺盛刺激的人，表示幾句感謝的話。這是指我與瓦格納的密切關係。我很輕易地忽視我與其他人的關係；但是，如果我生命中失去那些在德雷斯登(16)的日子，那將是無比的犧牲，那些充滿信心、愉快、光輝和奧妙時刻的日子。我不知道別人曾把瓦格納看成什麽人：但是，沒有烏雲遮蓋過我們的天空。這點再把我帶回到法國，我與瓦格納的崇拜者沒有發生什麽爭論，這些瓦格納的崇拜者由於相信他像他們自己一樣而去讚揚瓦格納：對這些人，我隻表示我的輕蔑。
由於我的本性與一切條頓式的東西不兼容，以致隻要有德國人出現的地方，就會阻礙延遲我的消化，所以，我與瓦格納的最初接觸，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夠自由呼吸的時刻。我受他的影響，我尊敬他，我把他當作一個與德國人不同的人，我把他當作一個與“德國式美德”相反、並反抗“德國式美德”的人。我們這些呼吸五十年代潮濕空氣的兒女，對“德國的”這個觀念，必然都是悲觀主義者。我們不得不成為革命的人，我們不能讚同一個虛偽者當道的環境。這個虛偽者今天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行動，是否披上猩紅的服裝或穿上驃騎兵的製服，我覺得這是無關重要的。
瓦格納也是一位很優秀的革命人物，他擺脫了那些德國人，除了巴黎以外，歐洲其他地方，是沒有藝術家生存餘地的。那種作為瓦格納藝術條件的所有五官的聰敏，對差異性的敏感，對心理病態的敏感，這些都隻能在巴黎才可以發現。別的地方，都沒有這種對形式問題的愛好，對周圍狀況的重視，而這種重視是突出的巴黎式的重視。
在德國，一個人根本沒有巴黎藝術家心靈中那種偉大的野心。德國人是溫順的。瓦格納以往一點也不溫順。但是，關於瓦格納所帶來東西的問題（見《善惡的彼岸》中第269號警句）以及與瓦格納關係最密切的人，我早已說得夠多了。他是一個法國後期浪漫主義人物，像德拉克洛瓦(17)和貝遼士一樣，那些趾高氣揚而誌向遠大的藝術家，都是病弱而無可救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