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裏沒有什麽東西可以使我不粗魯，沒有什麽東西使我不告訴德國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實，除了我，還有誰去做這件事呢？我是說他們對曆史事實不嚴謹。德國的曆史學家們不但完全失去了對文化進步和文化價值那種廣泛的觀點，他們不但都是政治的（或教會的）傀儡，而且他們更詛咒這種廣泛的觀點，最主要的，是一個人必須先是“德國人”。他必須屬於“這個種族”，隻有這樣，他才能決定一切曆史的價值和價值的缺乏，隻有這樣，他才能建立它們。
“我是德國人”這句話構成了一個憑證，“而德國重於一切”這句話則構成了一個原則，德國人代表了曆史上的“世界道德秩序”，在他們與羅馬帝國的關係上來說，他們是自由的指導者，在他們與十八世紀的關係上來說，他們是道德的複興者，是“無上命令”的複興者(2)。恐怕還有一種反閃族史，還有宮廷史，對這種宮廷史，特雷茨基竟然不感到害羞。近來有一種愚癡的意見，即斯瓦比亞美術家維謝(3)的理論，把德國報紙的流通，當作每個德國人必須讚同的“真理”。這就是說：“必須把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合在一起以構成一個整體，美的再生和道德的再生。”這些話真使我感到厭煩，我很想告訴德國人，甚至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告訴德國人關於他們內心上早已具有的東西。
過去四百年來，一切對文化所犯的罪行，都來自他們內心，而且總是基於同樣的理由，由於他們在麵對現實時的根本怯懦，也就是麵對真理時的怯懦。由於那幾乎成為他們本能的虛假，由於“理想主義”，德國人剝奪了歐洲的收獲，剝奪了歐洲最後偉大時期的意義。文藝複興：當那些更高價值，當那肯定生命保證未來的價值，在他們擁護者的內心，勝過了那些墮落的價值時，這就是歐洲的收獲。可是，馬丁·路德，這個要命的修士，正當教會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時候，他不但恢複了教會，更恢複了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