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開拓事業，論範圍，論時間，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費用自然也加倍。軍需和邊事有關的種種工程費，募民實邊費（徙民衣食仰給縣官數年，政府假與產業），犒賞和給養降胡費，使節所攜和來朝蠻夷所受的遺賂——這些就不用說了，光是在元朔五、六年（前124年至前123年）間對匈奴的兩次勝利，“斬捕首虜”的酬賞就用去黃金二十餘萬斤。武帝又厲行水利的建設。他先後在關中鑿渠六係，其中重要的是從長安引渭水傍南山下至黃河的長三百餘裏的運渠、為鄭國渠支派的“六輔渠”和連接涇渭長二百餘裏的白公渠。又嚐鑿渠通褒水和斜水長五百餘裏，以聯絡關中和漢中，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運之用。這些水渠和其他不可勝述的水利工程，又是財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加以武帝篤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禮盛典，幾無虛歲。又學始皇，喜出外巡行，卻比始皇使用更豪爽。元封元年第一次出巡，並登封泰山，所過賞賜，就用去帛百餘萬匹，錢以“巨萬（萬萬）”計。可是武帝時代的人民，除商賈外，並不曾感覺賦稅負擔的重增，這真仿佛是一件奇跡。
漢朝的賦稅是格外輕的，在武帝以前隻有四項。一是田租：自景帝以後確定為三十稅一。二是算賦和口賦：每人從十五歲至五十六歲年納百二十錢，商人與奴婢加倍，這叫作算賦；每人從三歲至十四歲的，年納二十錢，這叫作口賦。三是郡國收來貢給皇帝的獻費：每人年納六十三錢。四是市租：這一項是專為工商人而設的。這些賦稅當中，隻有口賦武帝加增了三錢，其餘的他不曾加增過分文。此外他隻添了兩種新稅。一是舟車稅：民有的軺（小車）車納一算（百二十錢），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二是工商的貨物稅：商家的貨品，抽價值的百分之六（緡錢二千而一算），手工業者的貨品征稅減半，這叫作“算緡錢”（貨物的價值聽納稅者自己報告，報不實或匿不報的，罰戍邊一年，財產沒收，告發的賞給沒收財產的一半，這叫作“告緡”）。無論當時慳吝的商人怎樣叫苦連天（據說當時中產以上的商人大抵因“告緡”而破家），這兩種新稅總不能算什麽“橫征暴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