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對於立法的效力有很深的信仰，他認為“製定天下自平”。除上述一切關於民生和財政的新法外，他對於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製、行政區域的劃分，以及禮樂刑法無不有一番改革。他自即位以來，日夜和公卿大臣們引經據典地商討理想的製度，議論連年不休。他沿著做大司馬時的習慣，加以疑忌臣下，務要集權攬事，臣下隻有唯諾敷衍，以求免咎。他雖然每每忙到通宵不眠，但如官吏的遴選、訟獄的判決等經常性的行政事務，卻沒有受到充分的理會。有些縣甚至幾年沒有縣長，缺職一直被兼代著，地方官吏多不得人就是無足為怪的了。更兼他派往各地的鎮守將軍，“繡衣執法”，而絡繹於道的種種巡察督勸的使者又多是貪殘之輩，與地方官吏相緣為奸。在這樣的吏治情形之下，即使是利民的良法，也很容易會變成病民之策。何況像貢稅和荒地稅本屬苛細，國家專利的事業禁民私營。像鑄錢和銅冶，犯者鄰裏連坐，這又給奸吏以虐民的機會。
在王莽的無數改革中，有一件是本身甚微而影響甚大的，即王爵的廢除。從前受漢朝冊封為王的四夷的君長都要降號為侯，並且要更換璽印。為著這事，朝鮮的高句驪、西南夷句町先後背叛。王莽對他們純采用高壓政策。他派十二將領三十萬甲卒，十道並出，去伐匈奴。因為兵士和軍用征發的煩擾，內郡人民致有流亡為盜賊的，並州、平州尤甚。出征的軍隊屯集在北邊，始終沒有出擊的機會。邊地糧食不給，加以天災，起大饑荒，人民相食，或流入內郡為奴婢。邊地的屯軍生活困苦，又荼毒地方，五原、代郡受禍尤甚；其人民多流為盜賊，數千人為一夥，轉入旁郡，經一年多，才被平定。此時，北邊郡縣已大半空虛了。為伐匈奴，王莽強征高句驪的兵，結果高句驪亦叛，寇東北邊。征句町的大軍，十之六七死於瘟疫，而且到底沒有得到決定性的勝利。為給軍用，他賦斂益州人民財物，至於十收四五，益州因而虛耗。以上都是王莽即真以來八年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