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之初，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中間雖嚐罷遣廿餘萬（《通鑒》二一二開元十年），然不久而屢興戰役（東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亂後，更軍費大增。職是之故，不得不講求理財，理財又可分言論與方法兩項記之。據餘所見，通李唐一朝，其言論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劉彤 北周之際，凡鹽池、鹽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賦其稅，隋開皇三年始罷之。（《隋書·食貨誌》及《通典》一〇）入唐後，諸州所造鹽鐵，每年雖有官課，但中央似不大過問。開元九年1左拾遺劉彤上論鹽鐵表雲：“……然而古費多而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民盛事也，臣實為當今宜之。夫煮海為鹽，采山鑄錢，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捐有餘而益不足。……然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會要》）其計劃之大致，即（1）凡人民未獲國家許可，不得霸占公地、公物，以取豐富之利潤，此種獲利甚厚之事業，應歸國家專營及貿易。（2）貧窮之民，宜免除徭賦，使得專心務農。（3）如果貧民可以蠲免稅賦，則被壓迫之民眾，自然望風景附。其言頗與近世主張國家收入主要靠國營事業之理論相近，見解迥出向負唐代理財盛名的劉晏之上。玄宗曾令薑師度、強循2等計會辦理，卒以沮議者多，並未由中央收管。（同上《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