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年（1515）七月，武宗為迎接烏斯藏活佛，專門派遣使節遠赴藏地。此舉給朝廷上下帶來不小震動，眾大臣紛紛勸諫皇帝暫停此舉，然均未被采納。當時，全國災害頻發，盜匪猖獗，百姓身處水深火熱之中。
見此，王陽明於同年八月寫就奏章，打算勸諫武宗切勿迎佛。然而，此舉卻未成行。唐朝的韓愈也曾上表勸誡皇帝，切勿為迎佛而勞民傷財。後世有人評價，王陽明之表文要勝過韓愈數倍。韓愈為宋代民族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其文章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如果僅就史學意義而言，王陽明此文似略顯平淡。在文中，王陽明效仿孟子勸誡齊宣王的手法，即在讚譽中巧妙地道出迎佛之舉的弊端。該文章論點明確、文采出眾，堪稱議論文中的典範。
至於王陽明為何沒有上疏，目前尚不知曉。他雖然寫了草稿，卻不特別重視。對此，東正堂做了如下分析：此篇文章作於王陽明四十四歲之時。當時雖已完稿，卻終未上呈皇帝。後世之人認為，此文章多效仿孟子勸誡齊王之法。還有人稱，此文勝韓愈之表文數倍。愚以為，王陽明之文論點明晰，可與孟子之文比肩，但終不及昌黎之文矣。然當時天下以正時弊者猶多，其迎佛之諫非為第一要務。故先生必於其間深思熟慮，稿雖已成猶未呈上。至嘉靖年間，賢愚之人皆議先生之行事，先生俱不以答。即便門下弟子相問，先生仍不發一言。蓋先生經深思熟慮後終未上此疏，必有其深意。
據《明史·西域傳》中的相關文獻記載，武宗迎佛之事發生在正德十年。
當時，民間盛傳烏斯藏乃通曉三世之高僧，被世人譽為活佛。武宗得知後想一睹聖僧尊容，於是命中官劉允乘馬前去迎接聖僧。聞此，大臣梁儲等人極力反對。然而，武宗一意孤行，派近侍前去贈幢幡。得知皇帝此舉，朝野震驚。同時，武宗又準劉允攜鹽引（又稱鹽鈔，為取鹽之憑證）數萬，馬船近百艘前往，甚至還準許劉允隨意處置錢財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