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徹底剿滅汀州、漳州匪賊，王陽明曾頒布《諭俗四條》（《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四），用以約束、教化百姓。《周易·坤卦》的“文言傳”有雲：“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王陽明所發公文旨在詳述此意，其行文極為通俗易懂，不失一代大儒本色。文中，他以長者的口吻來勸導、說服百姓：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仇相報，遂至破家**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裏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仇家群起而報複，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蠍也。籲，可戒哉！
王陽明在龍場講學時，曾著力闡述“立誌”的重要性，而《諭俗四條》的主旨即在於立誌。明末《道書》對“功過格”做過詳細論述，而王陽明此文的觀點與“功過格”可謂一脈相承。對此，大儒劉念台則持不同觀點，他認為“功過格”沾染了些許的功利主義思想，並非純粹的儒學著作，應加以批判。
其實，“功過格”的目的就是通過規範人們的道德行為，來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於個人道德修養問題，孟子曾提出“勿正”的觀點。他認為，僅依靠人們的自覺性來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是極不現實的。對此，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儒學家們也持同樣觀點。王陽明主張“心即理”，因此他在《傳習錄》的“花間草”一章中講到“無善無惡即為理之本性”，同時又在“四句宗旨”中講到“無善無惡即為心之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