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諒教給王陽明的“格物”說，其實是他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格物”說。婁諒的恩師吳與弼是明初的朱子學者，婁諒繼承了恩師的學風。
“格物”說在儒家教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朱熹和王陽明對“格物”說的不同解釋體現了二者思想的差異，這種差異其實源自他們各自獨特的精神世界。
“格物”一詞最早出現於《大學》，是“八條目”中的一條。關於儒學之道，《大學》列舉了“三綱領”和“八條目”。“三綱領”分別是明明德、親民（朱熹將其讀為“新民”）和止於至善。“八條目”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而言之，“三綱領”和“八條目”都是修己治人之道。修己重在修身，它主要體現於格物、致知、誠意和正心；治人重在經世，它主要體現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修己與治人共同構成了儒學的根基。修身是經世的基礎，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又是實現修身的必要手段。
在儒學中，修己和治人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因此，明明德和親民是一體的，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一體的，不分輕重，忽視任何一方都不能達到至善。如果儒學忽視治人而隻重視修己，那它就會變得和佛教、老莊一樣，重視出世、超脫和獨善其身。如果儒學忽視修己，而隻重視治人，那它又會變得和法家、縱橫家一樣，重視功利和權力。前者雖然純真，卻忽視現實；後者雖然重視現實，卻缺乏純真。能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的隻有儒學。儒學主張修己是治人之根本，這體現了儒學的特點——重視人的自由性和主體性。
《大學》和《中庸》原是《禮記》四十九篇中的兩篇。到宋代時，《大學》和《中庸》格外受重視，被單獨列出，和《孟子》《論語》並稱為“四書”。“四書五經”都是儒家經典，儒生在學習“五經”之前，必須先學習“四書”。宋儒的代表人物朱熹曾親自給《大學》《孟子》《論語》《中庸》作注，並把給《大學》作的注釋命名為《大學章句》，足以看出他對《大學》的重視。儒生必須先學《大學》，以明白儒學的學習方法和做學問的方向；然後再學習《孟子》，以激起自己的道義精神；接下來再學習《論語》，以約束自己的日常行為；最後要學習《中庸》，以了解儒學思想的終極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