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王陽明對於科舉之業究竟持何種態度呢？我們從他的文章和書信中可以略知一二。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歲的王陽明被貶謫到貴州龍場。在此期間，他寫了一篇《重刊〈文章軌範〉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文章軌範》是宋末謝枋得所作。謝枋得參加過科舉考試，並且被賜“進士及第”的榮耀。他為了助後來者舉業之事，特意編著了此書。
侍禦王汝楫到達貴陽之後，慨歎當地修習科舉之業的人太少，於是根據自己的記憶，謄寫了《文章軌範》六十九篇，並拿出自己的俸祿重新刊印發行，還委托王陽明為重刊本作序。
王陽明在序中闡述了參加科舉考試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參加科舉考試，不獲取功名，就不能出仕為官，也就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說：
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誌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裏！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誌，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
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幸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
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嚐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誌荒矣，於是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