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弘治和正德年間（1488—1521），文學界活躍著七大才子，人稱“前七子”，分別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在嘉靖年間（1522—1566），又出現了七大才子，人稱“後七子”（又稱“嘉靖七子”），分別是李攀龍、宗臣、梁有譽、謝榛、王世貞、徐中行和吳國倫。這些人後來又被並稱為“前後七子”，他們提倡複古，文必言秦漢，詩必稱盛唐，才思泉湧，睥睨天下。
宋代的詩歌注重思想性和哲學性，因此又被稱為“理學詩”。宋代的知識分子喜好禪學，受其影響，宋代誕生了提倡性理學的“新儒學”。宋代人已經不再滿足於唐代人所追求的“外觀性文化”，而是喜歡探究事物存在的根本，喜歡探求事物成立的原因。宋代文化是理性的、內觀性的，這種思想也直接影響文學界，所以宋代詩歌傾向於表現事物之“理”。
一般來說，對唐詩持較高評價的人，往往會貶損宋詩。宋代的“理詩”充滿思想性，曆代詩人中寫“和陶詩”最多的就是宋代詩人。如果從詩歌的思想性這個角度來看，就不應該貶損宋詩。
王陽明晚年時，其哲學思想逐漸成熟，其詩歌的思想性也變得越來越強。
按照世俗的說法，宋代以後，詩歌衰落，但進入明代後，由於李夢陽和何景明等人的複古運動，使明詩出現了一段小**。就在這一時期，王陽明結識了這群才子，和他們切磋詩歌技藝，唱和賦詩。
佐藤一郎曾援引鈴木虎雄在《李夢陽年譜略（附：關於李夢陽與王陽明的交遊及〈空同集〉）》（《藝文》第20卷第1號）中指出：
《空同集》中有《甲申中秋寄陽明子》五言律詩一首……王陽明壯年時“沉溺”於辭章，“沉溺”是“用情頗深”之意。弘治十一年，李夢陽任兵部主事時，開始提倡古文辭令。王陽明從弘治十年開始一直到正德二年被貶謫到貴州龍場為止，這段時間一直身處京師。王陽明正是在這一時期和李夢陽等人相識。據《陽明先生年譜》記載，弘治十一年，王陽明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辭章藝能難以達到至善至精的水平。弘治十八年，他痛感學者沉溺於辭章記誦而不知身心之學，於是決定把複興儒學當作自己的重任。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翰林院庶吉士湛甘泉……在涉及王陽明的著作中，有很多關於他學習古詩的記載，卻沒有他和李夢陽交往的任何記錄，可能是後人在編寫這些集子的時候，把很多跟理學沒多大關係的內容都刪除了的緣故。（佐藤一郎《明清時代對王陽明詩文的評價》，《國學院雜誌》第86卷第1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