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五年（1492年），王陽明跟隨父親龍山公返回北京，開始專心學習宋儒的格物致知之學。他遍尋朱熹的著作，如饑似渴地閱讀。一日，在朱熹的著作中，他讀到了程頤的“眾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父親就職的官署中有許多竹子，王陽明讀到這句話之後，就想去格竹子以探求其理。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因勞累過度病倒了。於是他歎息說：
“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之後，王陽明又開始隨波逐流，熱心於詞章之學。這應該算是他立誌上的又一大變化。
王陽明格竹一事表明他對程朱理學還不是那麽了解，對程頤的那句話也是隻知其表，而未知其意。他妄圖通過格竹來求得形而上的理，這當然是不能夠成功的。很多朱子學者曾拿格竹一事來誹謗王陽明。但是進一步想，也正是因為他對程頤學說的質疑，才有了後來“心即理”學說的橫空出世。當然了，王陽明的思想在當時還沒有達到這一程度。
弘治六年（1493年）春天，二十二歲的王陽明在北京參加會試，但是不幸落第。身邊好友紛紛前來勸慰王陽明。宰相李西涯和韓東陽是當時的文壇霸主，他們也被王陽明的文采所折服，就鼓勵他說：
“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
王陽明聽後提筆立就，身邊諸老都驚歎道：
“天才！天才！”
但是，先生的才氣也引起了一些當時在場人員的嫉妒。據說，在他們退出去之後，就有人在私底下嘀咕：
“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