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見羅宗性並嚴於心性之辨。見羅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是他擔憂如果以心為性，過於相信一個昭昭靈靈的心，並把這種心作為天地人生的根本，就會導致以隨任情緣為天機，而陷於以恣欲肆情為妙用的流弊（參見《正學堂稿》卷4，《答陳幻溪丈書》）。所以他說：“知性者少，識心者多。隻此八個字妄謂之，斷盡千有餘年辨學的眼孔，收盡了千有餘年汗牛充棟意見的支離。”（同上卷7，《答朱友大學辨疑》）從而以心性之辨為辨學的千古斷案。因此，見羅把程伊川所謂的“本心基於無”的辨佛之語，當作辨學的根本（同上），不是沒有道理的。
見羅把心性關係譬喻為表（字）和名的關係，既認為兩者不即不離（參見《正學堂稿》卷28，《書問節語》），又認為心統性情；唯因其變動不已，不能作為定體，所以不能將心性混為一談。這種保持性的絕對性、客觀性和純粹性的嚴肅的倫理立場和維護道德規範的嚴正立場，是與反對心即理、主張性即理的朱子學精神相通的。所以，不僅關於心與性的問題，而且關於理與氣、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性與習的問題，他也采取了如同朱子那樣的二元論立場（參見同上卷28，《書問節語》；卷6，《答陸蘭台書》；卷6，《答吳養誌書》）。不過，關於心性之辨，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比朱子還要嚴厲。所以他認為，道心與人心一樣，也是性之所發，屬於心之用，而不是未發之體。
在見羅看來，凡屬心之用者，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轉換為性的。但朱子認為，禪講“無心之心”，陸子講“心即理”，都是以心為宗，因而都喪失了嚴肅的道德立場。並認為，盡管主張“性即理”，但若不在靈活的心上實施工夫，那就會導致性體落空、理失生意的後果，因而朱子又有重視“心”的傾向。所以雖說朱子采取了二元論立場，但他並不忽視對性心、性情、理氣相互關係的關注。這就是說，朱子的二元論，亦呈現出複雜的狀態。例如，就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來說，朱子一方麵遵從伊川的二元論，(1)另一方麵又汲取了反對兩者分離、主張兩者渾一的陸子學說，指出：“若說道心為天理，人心為人欲，反使心成為兩個，但人隻有一個心。”當時，朱子接受了以天理、人欲為“同行異情”的胡子《知言》之說，認為“天理、人欲是交界，不是兩個”。而且還說：“大抵人心、道心隻是交界，不是兩個物。”（《朱子語類》卷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