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定的“明體適用”、張橫渠的“理一分殊”、程伊川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程朱的“格物致知”、朱子的“全體大用”等學說，皆從一個角度顯示了與漢唐訓詁之學乃至佛老之學相對的宋學立場。朱子學一般把儒教之道歸於深存於心內的形而上的實在，即性。朱子認為，在盡性養性中，首先能觀察到人生宇宙的種種形態、人類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以及全部人倫庶物，這對弄清作為準則的各個理法的實在性與規範性，一一究明關於內外上下、本末精粗的理法是十分必要的，隻有這樣，才能成就所謂“裁成位育”之道。而僅僅如此，“學”就必然會產生外求支離之弊，致使渾然的性命變得僵化。
因此，朱子一方麵重視靈活之心的涵養；另一方麵又認為，由於“心”無論怎樣靈活也是純駁清濁相雜的，所以其涵養必須以嚴正的反省工夫為宗旨。因此，朱子不直接說“心即理”，而是歸“理”於“性”，主張“性即理”。與此相反，陸子則直接歸“理”於渾一的“心”，而主張“心即理”。陽明基於陸學而主張“良知即天理”，並以心學為宗，並認為非此就會使渾一的性命陷於支離而僵化。
原來，朱子之所以重視事事物物上的“窮理”，是因為他意識到，如果始終專注於自身的道德性的心情，那就難以使事事物物各適其理、各得其所，從而喪失人情，這樣一來反而實現不了道德之理想。貞白認為，朱子的“窮理”即是吾儒的致用之學，是聖學之所以成為聖學的根據。古來之學之所以能做到“體用合一”而舉理財治道之實，就是因為學以致用。然而，今之學者一講到時務，就顯露出皺眉鄙夷之色，居然還以儒者自居。如果以此為聖學之致用，那就猶如適燕而至越、用規以求方（參見《貞白五書·質言·修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