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學問始終隻限於知識的外求而忘卻內心的自得和體悟的話，那就恐怕有根本的性命之憂了。當然，若始終隻局限於自得和體悟而忘記知識的話，那也會失卻經綸裁成之大道，從而陷於沉空守寂，或許還會變成一個**不羈的莽漢。所以，為學之要在於體認內外渾一之道的真髓，否則，就可能會因自欺欺人而導致以學術害天下後世的惡果。
自明初宋學複興以來，很容易看到新儒學的抬頭。到了中葉，則出現了熱心談論真切體認之學，並以此掃除朱子學亞流的支離外求之弊，而複興聖學的兩個大儒，即王陽明與湛甘泉。
王、湛二學起初雖皆以體認之學為宗，但到晚年，由於思想傾向稍許不同而形成對峙之勢。陽明繼承陸象山的心學，啟其“心即理”的底蘊而提倡“致良知”之學，這對鮮明地揭示和確立明學之特色有莫大之功。而甘泉則繼承程明道的渾一之學，並遵從其“心性渾一”之說，而把體認天理之學提高了一步。所以，在他們那裏都還存有宋學之餘韻。
如果比較兩者的差異，也可以說陽明是把心延伸到理而求渾一之體，甘泉則是把理延伸到心而求渾一之體。而這一差異，又是與象山和明道之學的差異相通的。
如果說陽明之學是象山之學的展開，那麽可以說，甘泉之學便是明道之學的發揚。因為在陽明看來，良知（心）就是理（性），所以在陽明之學中有陸學的生命之躍動；而甘泉則因為一方麵自覺意識到理（性）的存在，另一方麵又注重體認之切要，所以在他那裏能看到明道之學的靜意一麵。
如前所述，王、湛二學以渾一的體認之學為要的，這是因為，他們擔憂並試圖救正朱子學亞流的外求支離之弊。隻是由於晚年出現了宗旨離異的情況，致使他們相互批評對方。甘泉批評陽明的“致良知”說，擔心它會導致輕視人倫庶物而陷於流**，並與佛徒的“見性成佛”說畫等號，所以甘泉說：“故良知之說最為難信者，此也。”（《湛甘泉文集》卷8，《新泉問辨錄》）而陽明則把自己所推崇的“致良知”之學與甘泉所推崇的“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加以比較，認為在兩者之間有直截與迂曲、本根與枝葉之別，其一塵之隔猶如毫厘千裏，指出甘泉之學“仍未免捕風捉影”（《王文成公全書》卷6，《寄鄒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