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廬把程朱學中作為進學工夫的“致知”和作為涵養工夫的“居敬”加以貫通。具體地說，居敬工夫因為是貫穿內外知行、德性聞見、博文約禮、修己治人的，所以是程朱學的根本，是聖學階梯之要諦。而這一點卻是漢唐諸儒所未能認識到的（參見《吳文正公集》卷6，《主敬堂記》；卷7，《答孫教諭說書》；卷2，《答參政儀伯問》；卷22，《儼齋記》；卷23，《明明齋堂記》《凝堂山房記》；卷22，《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因此，草廬在論述“敬”時說，程夫子言“敬以直內”，而不言“以敬直內”，乃是把“敬”視為本體與工夫合一的存在。
這樣一來，草廬之學便不能不接近於陸學了(6)。因此，他不以理為固定的形式，而把它看作是真切的東西以及孟子所謂的“原泉”（參見同上書卷22，《有原泉堂記》）。其結果，就如同陳北溪、饒雙峰那樣，把鑽研縷析之義的道問學作為陷於記誦詞章之窠臼的東西而加以排斥。他不僅批評了在道問學、尊德性上的片麵性，而且幹脆以德性為重，視其為天之本原（參見同上書卷22，《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因此，盡管草廬提倡朱子學，但又認為：“（陸）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同上書卷10，《象山先生文集序》）對陸學讚賞不已。
因為歸根到底朱子學的讀書講學是真知實踐的手段，而陸學的真知實踐也必須始自於讀書講學，於是草廬認為：“二師之教一也。”從而視朱陸為同歸（參見同上書卷15，《送陳洪範序》）。這時的草廬，雖然批評了朱子學末流的弊害，但卻不言及陸學的弊害，所以清初的張武承曾對草廬尊陸學而又不能剖析陸學表示了遺憾（參見《王學質疑》附錄，《朱陸同異論》）。
吳門的虞道園雖不像草廬那樣積極主張朱陸同歸，但他認為，若明白了兩者的差異並心領神會的話，就能見到聖人的精微之處（參見《道園學古錄》卷34，《送李伯宗序》），故而他追求的仍是以主敬為本、以朱子學為準則的理路。然而，他又舉朱子給葉公謹、胡季隨的書函，特別是答陸子的書帖為例，來說明朱子求反身切己的真切工夫，以及朱子主張工夫有先後次第的事實，從而暗示了朱子晚年重視尊德性，逐漸與陸學趨於同調的事實(7)（參見同上書卷1，《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