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蘇原遂以保持性之全而不偏的工夫為切要，所以他主張宗性而排斥宗心。他認為，因為心屬於氣之靈覺，所以不管如何靈活，也隻不過是性之所發。即便心是敏銳的道德感知，即如同本心與良知那樣，但如果不重視氣之純全，就難免染邪雜糅、似是而非，而終至於犯“認賊作子”的過錯，進而導致天理絕滅、猖狂自恣、淪於禽獸之弊害。所以，他在論述心性之別時說：因為心與形都是性之所生，所以是性中一物，其虛靈知覺隻不過是性的神明之所發。因此，心是性之大體，較之於性，不能不有先後大小之差別。他還說：“非人君，不知朝廷之為尊；非性，不知心之為大。此可以知心性之辨。”（《吉齋漫錄》上）
總而言之，強調心無性則不能發揮其本然，是蘇原心性之辨的根本點。所以他認為，聖人的心學是不以為心即性，而以為性即道，從而以性學為宗的。如果以為心即性，則其心學反而墮於第二義而不能看到更深一層。而且，如果據此而任於一切心之妙道靈機，那就會離卻性之大本（即人倫）而失是非之別，從而違背所謂大本達道而難以位育裁成，結果必然會與聖人的性學背道而馳（參見《吉齋漫錄》上、下）。
根據上述立場，蘇原認為，張子的“心統性情”說尚未能究心性之本源，並認為張子《西銘》中以天地為“心之帥”的說法，是以性為心之論。因此，張子是昧於心性之辨的（參見《吉齋漫錄》上）。
姑且不論蘇原以心為性中一物的說法，即使從他立心性之辨，以宗性為旨，嚴格辨析心的諸種矛盾和汙邪這一點來看，也是與朱子學的精神相通的。所以我認為，蘇原尖銳批判禪學和陸王派的心學，以為他們昧於心性之辨，是很自然的。例如，對於禪學，他說，其明心見性之論，是不區別心之純駁真妄而專以靈活妙機為性，而且又不把性解釋為道心、人心之純全即“中”，而是認為心涉於形氣（有），從而提倡無心，以一超徑悟、靜虛高明為事，以為其中存有靈機，終至於誤將虛見作妙語，而陷於絕理恣肆、絕倫無用之弊。對於陸學，他認為，陸學不理解孟子心學其實是宗性之學，而以心為宗，欠缺性上的發明，所以“似禪”。即陸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雖是基於孟子所謂“求放心”之說而立心學，但那是過分任於心而欠缺性上工夫的。孟子所謂的“立”、“求”，並不是主張以心求心，而是認為工夫自性上來。孟子所說的“存心”、“盡心”，全是根據知性、養性即性上的工夫。然而，陸子欠缺性上發明而專任本心，這是其被認為“似禪”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