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以顧、高為中心的東林學，是經由王學的新朱子學；劉蕺山之學，則可以說是經由朱子學的新王學。他起初曾師事湛門派的許敬庵，以程、朱的刻苦居敬為學之要，但後來以身心收斂的靜存為主而提倡“慎獨”說，晚年則建立起以“意”為心之體的獨特的“誠意”說，從而大大展拓出儒學的新生麵，為近世儒學史增添了絢麗的光彩。他對王學是持批判態度的，但他的“誠意”說，實際上是受到了王學秘蘊的啟迪而形成的。(8)
黃宗羲在評價蕺山之學時說過：“蓋先生於新建之學凡三變：始而疑，中而信，終而辯難不遺餘力，而新建之旨複顯。”（《南雷文案撰杖集·子劉子行狀》）“忠正（蕺山）乃文成之功臣。”（《南雷文案》卷3，《師承》）“蓋無忠正，則無以彰文成剔抉之苦心。”（同上）[22]
據《劉子年譜》（《劉子全書》卷40）記載，蕺山最初懷疑王學，是因為發現它近於禪；中年信奉王學，那是因為信其為聖學；晚年辯難不遺餘力，則是因為認識到陽明以孟子之良知解《大學》，專在念起念滅上用功為事，全然不顧《大學》“知止”這一關，從而使自己陷於粗淺。他不過是從懷疑到信奉，又從篤信到真切辯難罷了。蕺山表述了這樣的思想：用玄妙之說稱讚陽明的世人，並不真正了解陽明。由此可見，蕺山之學乃是新王學。
隻有比其師更接近於王學學風的黃宗羲，才對蕺山的“誠意”說與陽明的“致良知”說的共同性做了論述。不過清代的朱子學者陸稼書，把蕺山的“誠意”說與陽明的“致良知”說放在一起加以攻擊，詆毀它們是玩弄昭昭靈靈虛體的佛教的改頭換麵之說（參見《鬆陽講義》卷1）。
此外，蕺山的“誠意”說還與王門泰州派的王一庵的“誠意”說有相通之處，這也許是受了一庵的影響，也許是由於蕺山的獨創意識。其中之原委尚未弄清(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