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在東林會約中被確定為學之宗旨，從這一點似乎可以推測出，東林學大概是從朱子學而來的。但比較恰當的說法，毋寧說東林學是經由王學而產生的新朱子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東林學發源於王門。
該派的始祖顧涇陽曾師事王門的薛方山，起初自稱篤信陽明的“致良知”說（參見《顧端文公遺書·涇皋藏稿》卷2，《與李見羅先生書》）。方山雖屬王門，但他排斥良知現成派的空見頓悟，提倡務實敦行，重視氣節清議，並批評朱陸的門戶之見，論述了作為朱陸之源的孔孟之學的同歸（參見《廣理學備考》之《薛先生集·審異》；同書，《送謝陽溪序》；同書，《書考亭淵源目錄後》）。不過，他把《考亭淵源錄》傳授給涇陽，認為“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明儒學案》卷58，《東林學案一·顧涇陽傳》）。如此看來，方山之學采取的是折中朱王的立場，隻不過有較強的朱子學傾向而已。
東林學就是通過方山而溯源到朱子學，並以此為根本而建立起來的學說。但是，以顧涇陽、高景逸為中心的東林學，雖大致上信奉的是朱子學，批判的是陸王學(1)，然而歸根到底秉持的是折中朱陸、取長舍短的立場。所以在顧門中有這樣的說法：涇陽之學有金溪（陸象山）之快、紫陽（朱晦庵）之醇，兩者合一，則化朱陸之異同（參見馬世奇：《涇皋藏稿原敘》）。涇陽的朱陸異同論與陳清瀾不同，它是委婉的（參見《學蔀通辨序》）。一般地說，這是由於涇陽學說有折中朱陸的傾向。
在景逸的門人中，也有人把景逸視為融合朱陸之學的儒者。例如陳幾亭認為，自朱陸以後，尚無人融合兩學，自景逸出，始成其事（參見《陳幾亭集·文錄·高子遺書序》）。幾亭還把景逸之學視為折中兼采之學（同上）。孫夏峰在其所著的《理學宗傳》（卷22）中，以南皋（鄒元標）之學為圓，少墟（馮從吾）之學為方，並認為使南皋之圓變為方，少墟之方變為圓的，也許是顧涇陽、高景逸。由於南皋屬於王學派，少墟屬於朱子學派，故而夏峰也還是把顧、高視為折中朱陸或朱王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