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從“致良知”的立場出發，論述了本體工夫一體說，主張以本體之自然為宗，並認為工夫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本體之用。陽明的立場是在本原性的本體上說工夫，對執於本體或工夫之一偏——或偏於工夫或偏於本體、從而違背工夫本體一體論之主旨，他是力戒的。
然而，王學末流卻專說本體而不說工夫，以頓悟為宗而輕視修證，而且與禪家混同，從而墮於猖狂之弊。而痛感此弊的東林學者，則幹脆以工夫為主，以重修為宗。東林學者雖不滿以本體為宗的立場，但卻能理解本體與工夫一體的主旨，認為兩者不可偏廢，如果偏廢，就會要麽陷入方所光景、見解裝飾，要麽陷入支離迷惑、著相落空，結果守形骸而失生道，去真而陷假。景逸所說的“欲修，必求之於本體”（《高子遺書》卷9上，《馮少墟先生文集序》），似乎就是主張兩者渾一之主旨的明證。
在東林學者看來，主張本體工夫兩者渾一，不僅能救王學末流的任情肆意，而且能救朱子學末流的支離拘滯。隻是鑒於時弊，東林學者才采取了重工夫即重修的立場，但這絕不是說本體之悟就不重要了。他們承認本體之悟對工夫之修具有“頭腦”的意義，並大體上闡明了本體之悟的實質。但與陽明求頭腦於心之知覺即良知不同，他們求之於性善，認為這樣才能使本體和工夫、悟和修渾然為一。基於這一立場，涇陽把陽明的“四句教”當作是分離兩者的謬論（參見《證性篇·罪言上》）。
東林學者認為，若隻提倡本體之悟而不講工夫之修，那就不僅會陷於禪家虛談而不得實悟，甚至會像王安石那樣喪盡畏懼之心，像馮道那樣滅盡廉恥之心，而成為無忌憚之小人，以致做出弑君弑父那樣大逆不道之事，而破壞世之綱紀（參見《顧端文公遺書·小心齋劄記》卷5；《高子遺書》卷1，《語》；同書卷2，《劄記》）。所以他們主張有工夫即有本體，並采取了重視工夫之修的立場。涇陽所謂的“小心”二字，便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這種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