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所說的良知，因為是遵照道德法則（理）、道德價值（善）的知覺，所以它不單單是善惡不分的知覺，而是像所謂“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明儒學案》卷11，《浙中王門學案一·錢緒山會語》）那樣的善（良）的知覺，因而與一般的知覺是有真妄之別的。所以良知和知覺名同而實異，兩者可以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
原來，所謂良知的良，不僅意味著先天性、自然性（不學不慮），同時也意味著道德性（理、善）。如果把前者看得過高，那就會像現成派那樣輕視道德性而產生以隨任知覺為致良知的弊端。
其結果，正如歐陽南野所說的，就會流於告子、佛氏的生性說而流**縱情。所以陽明的良知，不僅僅是指知覺，還明確指出了道德的知覺這一點。根據這一立場，修證派認為，陽明的良知說就是“知覺即性”說。有見於此，南野反駁了朱子學者羅整庵所謂陽明陷於佛說的批評（參見《歐陽南野文集》卷1，《答羅整庵先生寄》）。
如上所述，良知因為是道德知覺，所以它是天理之明覺，或者可以說良知即天理。因此，緒山說：“以心之虛靈昭察而言謂之知，以心之文理條析而言謂之理。”（《明儒學案》卷11，《浙中王門學案一·錢緒山論學書》）南野說：“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歐陽南野文集》卷1，《答羅整庵先生寄》）魏水洲也說：“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明儒學案》卷19，《江右王門學案四·水洲先生集》）
這樣一來，“致良知”就成了“窮理”，而“窮理”也隻有這樣，才能成為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那樣的真切東西，從而救正朱子學亞流的外索襲取、支離拘著之弊。所以，修證派指明了“致良知”就是本來意義上的“窮理”，“窮理”之外無“良知”可言，這一點是對朱子學者非難王學不講“窮理”的回答。他們特別強調“良知”是“天理”、“致良知”是“窮理”，這也就封住了朱子學者非難王學之口。然而，如果過分強調這一方麵，那麽王學也就接近於朱子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