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陽明的良知，不過是在“知”上附加了“良”，而其所謂的“致良知”，也隻是究極之知，不過是求聞見知識的增擴，這正是與陽明“致良知”說相對的朱子學者羅整庵、黃泰泉、張淨峰等人的見解。但陽明的“良知”，實際上是把知擴充到行，並直接以知為行的。
修證派著重強調“良知”是知行之體，而知行又是合一的。這雖然針對的是朱子學者的疑議和非難，但其中卻有注重行的傾向。這也可以說是對陽明“知行合一”之主旨的最佳把握。所以南野說：“知也者，致其良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不欺也；行也者，致知之功真切懇到，恒久而不已也。”（《歐陽南野文集》卷1，《答傅石山》）東廓也說：“知行非二功也，自主忠信之精明謂之知，自主忠信之真純謂之行；始終非二截也，自主忠信之入門謂之始，自主忠信之成就謂之終。故篤恭之功，即其內省不疚之不息者也；篤行之功，即其學問思辨之不息者也。”（《東廓鄒先生文集》卷4，《複李穀平憲長》）南野以致良知而不欺為知，東廓則主忠信而倡知行，這些都顯示了修證派知行論的特點。
如果對“良知”隻是做形式上的固定判斷，那或許會使之成為空疏的東西，而不能成為人類性命的深厚根源。所以陽明以“良知”之體為“真誠惻怛”（即發露於誠實和同情心），或者視“良知”之體為不離好惡之存在。而他之所以以“誠意工夫”為要，也是因為把“良知”視為包括行的誠實的性命本體。
然而，因為現成派主於覺悟，歸寂派宗奉歸寂，皆有失陽明之主旨，所以修證派遂致力於闡明陽明的上述主旨。如果能懂得南野所揭示的“千虛不搏一實”的陸子之語（參見《歐陽南野文集》卷2，《答鄒東廓》），以及東廓在《青原嘉會語》中所要求同仁銘記的陽明“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能致其良知”之語（參見《東廓鄒先生文集》卷3下，《青原嘉會語》），那麽就能推測到，在“致良知”說方麵，修證派是把重點放在哪一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