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憂“致良知”流於肆情、墮於空虛的修證派，力倡“慎獨”和“戒懼”的重要性，乃是理所當然的。良知之本體雖不睹不聞，但若一念萌動，就會直接產生明覺，而且這隻有自己才能獨知到。鄒東廓認為，“致良知”工夫就是在獨知處加自省之功，而並非使之更切近於純粹無雜之狀態，唯有如此，才能使精微至於廣大，禮儀成為仁，位育應天而常寂常靈，誠立神通而得全生全歸之大道，從而避免繩趨矩步、真純未融的支離之弊和獨抱玄機、遊於造化而脫略人倫庶物的虛寂之弊。所以他說：“自省之功莫切於獨。獨者，人之所不見也。省於人之所見者易，省於人之所不見者難。”（《東廓鄒先生文集》卷3下，《省齋說贈陳君彥明北行》）這是他把“慎獨”作為聖學真脈的緣由。
南野也主張以“獨知”為本體，以“慎獨”為工夫（參見《歐陽南野文集》卷5，《答聶雙江》）。錢緒山、季彭山則以“慎獨”為致良知之旨，並以此為學之指歸。修證派提倡“慎獨”，主要是因為看到了提倡良知現成的人，多輕視倫理而沉浮於庸俗的自然流入，從而陷於流**恣意之弊，因而主張反觀內省，並強調自省自肅工夫的重要性（參見同上書卷4，《答王新甫督學》；《明儒學案》卷15，《浙中王門學案五·不二齋論學書》）。基於這一立場，修證派還指出了《中庸》中“戒懼”和“敬”之工夫的重要性。
力主“戒懼”工夫，並以此為“致良知”宗旨的是東廓。他最初隻是把它用於“事為”上，不久則用到了“念慮”上，最後才用於“不睹不聞”的本體上，而把念慮、事為當作能一以貫之的東西（參見《東廓鄒先生文集》卷7，《錄諸友聚講語兩城郡公問學》）。一般地說，即使視“戒懼”為本體上的工夫，那也是為了不問時境而反躬自省、莊敬持守，以保持良知之精明，並在其流行中保持本體工夫的純潔。正因此，東廓認為，隻有“戒懼”工夫才能達到陽明所謂的“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之境界（參見同上書卷2，《壽蓮坪甘郡侯先生七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