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洲、焦澹園、陶石簣、管東溟等屬於此派。大洲、澹園承認禪學而反對宋儒的排佛論。大洲反對朱子立嚴格的規矩，並把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全都當作禪說而加以排斥的做法，認為儒道也是靈覺明妙，亦重視來自人性之自然的通融無礙，隻不過其學說的內容是“萬物一體之仁”罷了。總之，大洲自己喜歡禪，也不怕別人說他是禪（參見《明儒學案》卷33，《泰州學案二·趙大洲傳》，《大洲雜錄》）。澹園學於近溪、天台，但信奉李卓吾之學並與之結交甚密。他也以佛學為聖學，並對明道的排佛論逐一加以辯難。此外，他還基於現成派的立場，相信人之本心，重視自然，並反對宋儒在本心上加存養工夫的做法，認為這反而會束縛本心（參見同上書卷35，《泰州學案四·焦澹園傳》，《答友人問釋氏》）。石簣認為，程明道、王陽明都對禪學采取了“陽抑而陰扶”的態度，而他則公然鼓吹禪，並使其宗風盛行於浙東地區（參見同上書卷36，《泰州學案五·陶石簣傳》）。東溟是天台的門人，但卻詳述了“三教膚廓之論”，並糾合佛教與儒教人士，掀起了兩者對峙的波瀾（參見同上書卷32，《泰州學案序》）。正如黃宗羲所說：“泰州（心齋）張皇見龍，東溟辟之。”（同上）
這裏再談談和大洲一樣篤信本心之自然的楊複所之學。複所是近溪門人。正如他所說的“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皆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同上書卷34，《泰州學案三，楊複所證學編》）那樣，他是排除人為工夫，而專任自然之性情的，以為據此才能裁成廣大的宇宙，而為天地立命。所以他說：“確然以一身為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同上）正是基於這一立場，他認為宋儒的本體與工夫、性與情的分合論是錯誤的（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