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之說，易入俗耳，其害最甚。推原其始，蓋出於衰周五伯之習，管、晏之徒，並言功利，富國強兵，雖就一時之效，然亦雜霸之治，非聖王之業也，故孟子非之。至於近世所謂功利之學，其持說固各有不同，然無不根於利己心以推之。乃至托於最多數、最大之幸福，以巧自文飾，要其立論，鹹本於功利，而未聞義理之大塗也。夫既標利欲以為主，幾何不至侵害人以便己？即外附於道德，實內成於私欲，故功利派終不得謂為適當之倫理說，宜自來儒者之非之也。蓋人之所以為人者，惟在自厲其一己之職。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雖利益、幸福，有時與之俱來，特以是為號，則不可耳。是以《論語》言：“富貴在天。”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又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孔門教義，固如此也。
子貢問：“食、兵、信三者，不得已則孰先去？”而孔子答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張學幹祿，而孔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其後孟子守孔子之學，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其評管仲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其論王霸之辨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此以明仁政、力政之區別，即以明功利至上主義，與道德至上主義之區別也。（儒者所言“王道”，非必如世俗所謂君主專製政體，蓋其政治以仁義為原則者，是為王道；其政治以功利為原則者，是為霸道。政府之組織，固非所論也。）管、晏並有時為孔子所稱，其說亦往往有近孔子者。惟至於義利之辨，則兩派忽不相容。蓋揆厥本原，真有差之毫厘，謬以千裏之勢，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