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給全國督撫級別的封疆大吏們發了一道上諭，談論他本人對於用人選官的理念。
在上諭中，雍正點名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官與壞官的典型。其中，田文鏡、楊文乾、李衛和諾敏四人，被雍正樹立為模範督撫，說他們“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滿眾人之意”。意思是，這幾個督撫能幹事，肯幹事，敢於動真碰硬，幹得罪人的活兒，所以盡管口碑不好，卻是朕心目中的模範督撫。而楊名時、查弼納、張楷、魏廷珍等五個督撫則被點名批評，雍正指責他們“操守雖清而皆顧惜情麵，將就求容悅於人，故內外之人皆稱譽者甚多”。這幾個人，被雍正定性為“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鄉願”，表麵上有口皆碑，實際上對社會、對官場風氣的影響很壞。
皇帝通報批評了，不管對錯總該忍著。這是為官者的基本常識。但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楊名時忍不了，他一直以聖人君子要求自己，無法違心地承認自己是聖人君子深惡痛絕的“鄉願”。他給雍正寫了個折子，申訴這個問題。結果，事情越發往嚴重的方向發展，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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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晚年皇子間的權力鬥爭中涉險上位的雍正，為人深沉，為政苛猛。跟康熙一樣，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術和用人之法。他多次在上諭中表述他的根本觀念：“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既然用人是一等一的大事，雍正更會在其中融入他的權鬥手段。
有一句俗話，叫“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這句話肯定把問題絕對化了，但至少反映了兩代帝王在引導官場風氣時所表現出來的迥異態度。
中國的曆史傳統，皇帝用人是有層級的。按照北宋名臣司馬光的經典分類法，人可以被分為四類：“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於才謂之“君子”，才勝於德謂之“小人”。如果同時有這四種人應聘，那麽皇帝的錄用順序應該是：聖人、君子、愚人，最後才是小人。也就是說，寧要無才無德的愚人，不要才勝於德的小人。因為小人會挾才作惡，危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