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對我並不陌生。還在三四歲上，我就見過兩次死人：一回是我三叔，另一回是我那位賣烤白薯的舅舅。印象中，三叔是坐在一張凳子上咽的氣。他的頭好像剃得精光，歪倚在嬸嬸胸前。嬸嬸一邊擺弄他的頭，一邊顫聲地責問：“你就這麽狠心把我們娘兒幾個丟下啦！”接著，那腦袋就耷拉下來了。後來，每逢走過剃頭挑子，見到有人坐在那裏剃頭，我就總想起三叔。舅舅死得可沒那麽痛快。記得他是雙腳先腫的。舅母淚汪汪地對我媽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看他是沒救了。”果然，沒幾天他就蹬了腿兒。
真正感到死亡的沉痛，是當我失去自己媽媽的那個黃昏。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掙錢——地毯房發工資。正如我的《落日》中所描繪的，那天一大早上工時，我就有了不祥的預感。媽一宿渾身燒得滾燙，目光呆滯，已經不大能言聲兒了。白天幹活我老發怔。發工資時，洋老板剛好把我那份給忘了。我費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塊五毛錢。我一口氣跑到北新橋頭，胡亂給她買了一蒲包幹鮮果品。趕回去時，她已經雙眼緊閉，神誌迷糊。我硬往她嘴裏灌了點荔枝汁子。她是含著我掙來的一牙蘋果斷的氣。
頓時我就像從萬丈懸崖跌下。入殮時，有人把我抱到一隻小凳子上，我喊了她最後一聲“媽”——親友們還一再叮囑我可不能把淚滴在她身上。在墓地上，又是我往墳坑裏抓的第一把土。離開墓地，我頻頻回首：她已經成為一個尖尖的土堆了。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孤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
我的青年時期大部分是在戰爭中度過的，死人還是見了不少。“八·一三”事變時，上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後身掉了兩次炸彈，我都恰好在旁邊。我命硬，沒給炸著。可我親眼看到一輛輛大卡車把血淋淋的屍體拉走。倫敦的大轟炸就更不用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