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軟禁生活，加之重病不醫差點丟了性命，張愛玲對張誌沂抱著切齒的恨；挨了哥哥打的張茂淵自然不會說什麽好話；望著拮據的錢袋，對今後生活憂心忡忡的母親也抱怨不務正業的張誌沂是個極不負責任的男人！如果兩個女人一台戲的話，那三個女人湊在一起，會是一場大戲。
三個同仇敵愾的女人最後商量的結果是：將張愛玲這段痛苦經曆登上報紙，好好惡心一下張誌沂。張愛玲將其寫成英文文章，投給美國僑民創辦的《大美晚報》。編輯看見後，還給這個淒涼的故事起一個好聽的英文名字《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多麽悲慘的生活，一個女孩兒的生活）。張誌沂一直訂閱這份報紙，看見這麽充滿詩意的標題，以及裏麵痛斥封建家庭抹殺自由的內容後，大為光火，但生米已煮成熟飯。張誌沂驕奢**逸、敗家子的做派原本還隻是在親戚和同事的圈子裏小有名氣，這下要傳遍上海灘了。而1944年，張愛玲在《私語》中又重提此事，憑借張愛玲這時如日中天的名氣，張誌沂的大名可不是傳一傳那麽簡單了，而是轟動了整個老上海。麵對張愛玲**裸地報複，此時張誌沂也隻好無可奈何地躲進屋子裏抽大煙解悶去也。
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眼下的張愛玲生活狀態可不那麽樂觀。十六歲的花季少女，雖說之前還生長在條件不是很好的溫室裏，可畢竟也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即便在聖瑪利亞女中時，她也從來不喜歡打理自己的小天地，房間和床鋪是最淩亂的。就像張子靜所說：“姊姊張愛玲天生就是個思想家，她隻為文學和思想而活。生活對她來說，極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小企鵝，永遠在為向左走、向右走而糾結著。”
張愛玲是個路癡，平時她又很喜歡看電影。跑到影院在光影的世界裏痛痛快快流連一圈後再跳出來時，望著外麵刺眼的陽光，以及陽光下的街道，張愛玲總是顯得無所適從，永遠不會記得現實世界裏她是從哪兒來的，要回哪裏去，隻有等家裏的車夫載著她回該回的地方。可若到時不來，她便隻能站在原地乖乖地等。幸好車夫是個蠻負責任的大哥，總會按時接她回家。正是長時間的坐車出行，讓張愛玲養成了不記路的習慣。即便坐公交車，她也是極簡單地記住站牌的位置，記住下車時附近樓房和街道長得高矮胖瘦的形象，可是從來都不會記住路名。然而若碰見一家好商店，抑或寬大漂亮的櫥窗裏立著標致身材的模特，那她一定會將裏麵所有的衣服款式和名牌包包詳記在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