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茶作為一種普遍的飲料，比起酒來要晚得多。
先秦古籍，沒有“茶”字，隻有“荼”（tú）字。“荼”是一種苦菜，也當“茶”字用。《爾雅·釋木》篇說：“檟（jiǎ），苦荼。”“檟”指的就是茶。有的古書講，西漢以前，就已有《爾雅》這部書；還有的古書講，孔子在世，也見過《爾雅》。根據這些線索推測，可知我國人民對於茶的認識，為時甚早。
認真講，有關飲茶的可靠記載，當在西漢時。司馬相如的《凡將篇》中有“荈詫”二字，“荈詫”就是茶。王褒的《僮約》中提到了“武都（今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買（當作賣）茶”的事，而武都就是當時中國最早的茶市場之一。
《三國誌·韋曜傳》中有個故事：吳國皇帝孫皓每宴臣下，要強迫人喝酒，不管能喝不能喝，都以七升為限。韋曜的酒量不過二升，過此不能多飲；他每次參加宴會，孫皓特別寬免他，密賜給他茶，允許他以茶代酒。茶既然能作為酒的代替品，說明三國時飲茶已不是什麽稀罕的事。
魏晉南北朝時，一些皇親貴族、地主官僚、士大夫知識分子和高級僧侶等，都嗜好飲茶，有的甚至嗜之成癖。東晉權臣桓溫，招待賓客，不多備酒菜，主要用茶果。與桓溫同時的謝安，往訪吳興太守陸納，主人不預備酒食，隻設置茶果款客。南朝和尚曇濟道人，在八公山煮茶敬奉新安王子鸞和豫章王子尚；子尚飲後讚不絕口，認為味美無比，有如甘露。隨著飲茶風氣的盛行，這時期，反映茶的有關文學作品，也應時而興。晉杜育寫的《荈賦》和南朝文學家鮑照妹令暉寫的《香茗賦》，就是詠茶的佳作。
唐朝時，飲茶風習，更為普遍。封演的《封氏聞見記》，比較生動地記載了這方麵的情況。據該書講：“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意思說茶堆得像山一樣高）。”城市多開賣茶的店鋪，說明茶的消耗量增加，可以間接說明茶的生產和貿易的發達。這時，全國產茶的地區，包括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蘇、江西、安徽、福建、廣東、四川、貴州等省。江西的浮梁就是著名的茶的集散中心之一。德宗貞元九年（793），唐政府接受張滂的建議，征收茶稅，每年收入四十萬貫。茶之有稅，從此開始。這時期，反映在文學作品中有關茶的詩文，比前更多，並且還出現了像陸羽《茶經》這樣重要的專著。《茶經》是我國古代茶史上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它比較全麵係統地論述了從上古到唐這一階段中國人民飲茶的曆史、製茶的方法和產茶的地區，對後世許多有關論茶的著作有相當大的影響。據《太平禦覽》記載，陸羽從宋朝時起，就被人們尊為“茶神”。宋代人蔡君謨（又名蔡襄），是一位茶鑒賞專家，著有《茶錄》一書。他對於茶，具有豐富的學識，品茶的能力很高。據說有一年，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送給他一些精品茶，名叫“石岩白”，是寺裏自產的珍品。過了一年多以後，蔡襄回到京師開封，去拜訪朋友王禹玉；王禹玉用上好的茶招待他，他端著碗還沒有喝，隻用鼻子聞了聞，就說：“這茶極像能仁寺的‘石岩白’，你是怎麽得到的？”主人聽後，大加佩服，果然這茶也是能仁寺的和尚送的。在宋代，名茶的品類很多，有“蜜雲龍”“矞（yù）雲龍”“龍團”“勝雪”“玉液長春”“龍苑報春”“萬春銀葉”等多種名稱，大約不下數十品。名茶種類的繁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製茶技術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