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以後，帝國主義利用《辛醜條約》所搶到的一些權利，爭先恐後地在中國搶著修鐵路、辦工廠、開銀行，無孔不入地壓榨中國人民。清政府這時候已經徹底變成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它對外要賠款還債，對內要練兵籌餉，於是捐外加捐，稅外加稅，瘋狂地進行搜刮。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剝削下，廣大人民實在被逼得無法生活，隻好起來反抗。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十年間（1901—1910），全國各地曾經多次掀起了大大小小各種形式的反侵略、反壓迫的鬥爭。據不完全統計，1905年，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共計九十餘次，1906年驟增到一百六十餘次，1907年又增加到一百九十餘次，到了1910年，達到了二百九十餘次。風起雲湧的“抗捐”“抗稅”“搶米”的風潮，就是各種形式反抗鬥爭的一部分。從1907年到1910年，僅僅在長江中下遊，這種鬥爭就達八十多起。其中以1910年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和山東萊陽的抗捐鬥爭的規模最大。
1909年（宣統元年），湖南遭到水災和旱災，糧食歉收，災民達十餘萬人。廣大人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剝削壓迫下，豐年尚難一飽，遇到水旱災荒，生活就完全陷入了絕境。許多人賣兒賣女，許多人因饑寒疾病而死，景象十分淒慘。反動統治者不但不加救濟，反而趁火打劫，加緊剝削。如安鄉縣令趙廷泰，竟以救災為名，喪心病狂地把五千石平糶（tiào）糧全部按高利貸放出，每石收息二鬥；長沙有一個大地主，甚至把農民積蓄備荒的賑糶捐款十七萬兩全部私吞。一些官紳富商以及外國洋行也是個個囤積居奇，搶購糧食，哄抬糧價。平時一二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子漲到七千文一石，最高的時候達到了八九千文一石。廣大人民掙紮在死亡線上，可是湖南巡撫岑春蓂還說：“一升米八九十錢，何足為奇？”大地主葉德輝，家裏囤有積穀一萬餘石，每天請客歡宴，賦詩飲酒，照舊逍遙自在，過著驕奢**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