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的闕乏，積極方麵，由於國家不知保護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如清朝梅曾亮，有《書棚民事》一篇。他說當他替安徽巡撫董文恪做行狀時，遍覽其奏議，見其請準棚民開山的奏折，說棚民能攻苦食淡於崇山峻嶺，人跡不通之處，開種旱穀，有裨民食，和他告訐21的人，都是溺於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說必不可聽。
梅氏說：“予覽其說而是之。”又說：“及予來宣城，問諸鄉人，則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曆石罅22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緩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
梅氏說：“予亦聞其說而是之。”又說：“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決。而當時或不之知，或作依違之論。可見昔人對於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澈。自然不知保護，更說不到造林；曆代雖有課民種桑棗等法令，亦多成為具文了。消極方麵，則最大的為兵燹23的摧殘，而如前述開墾時的濫伐，甚至有放火焚毀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漁獵畜牧，從農業興起以後，就不被視為主要的事業。其中惟田獵因和武事有關，還按時舉行，借為閱習之用。漁業則被視為鄙事，為人君所弗親。觀《左傳》隱公五年所載臧僖伯諫觀漁之辭可見。牧業，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養的，亦僅以供祭祀之用。隻有馬，是和軍事、交通都有關係的，曆代視之最重，常設“苑”“監”等機關，擇適宜之地，設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張萬歲等，亦頗有成績。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營立論。至於民間，規模較大的，亦恒在緣邊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