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此時的商人，並非各自將本求利，乃係為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隻是夥友，盈虧都由部族擔負，商人隻是替公眾服務而已。此時的生意，是很難做的。（一）我們所要的東西，哪一方麵有？哪一方麵價格低廉？（二）與人交換的東西，哪一方麵要？哪一方麵價格高昂？都非如後世的易於知道。（三）而重載往來，道途上且須負擔危險。商人竭其智力，為公眾服務，實在是很可敬佩的。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別高。如鄭國的弦高，能卻秦師，即其一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此等情形，直到東西周之世，還有留遺。
《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國的子產，對晉國的韓宣子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34，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35而共處之。”開國之初，所以要帶著一個商人走，乃是因為草創之際，必要的物品，難免闕乏，庚財（見第五章）、乞糴，都是不可必得的。在這時候，就非有商人以濟其窮不可了。衛為狄滅，文公立國之後，要注意於通商（《左傳》閔公二年），亦同此理。
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朋友。然因社會組織的變遷，無形之中，卻逐漸變做他們的敵人而不自知了。因為交換的日漸繁盛，各部族舊有的經濟組織，遂不複合理，而逐漸的遭遇破壞。舊組織既破壞，而無新組織起而代之。人遂不複能更受社會的保障，其作業，亦非為社會而作，於是私產製度興起了。
在私產製度之下，各個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設法的。然必不能物物皆自為而後用之。要用他人所生產的東西，隻有（一）掠奪和（二）交換兩種方法。掠奪之法，是不可以久的。於是交易大盛。然此時的交易，非複如從前行之於團體與團體之間，而是行之於團體之內的。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漸次產生居間的人。一方麵買進，一方麵賣出，遂成為現在的所謂商業。非交易不能生活，非借居間的人不能交易，而商業遂隱操社會經濟的機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