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原是詩之一體，自屈原、宋玉以後，《詩經》裏的簡短的抒情詩歌已不複見，代之者乃為冗長的辭賦。屈、宋諸人之作，猶滿含著優美的抒情的詩意。到了漢代，作賦者大都雕飾浮辭，敷陳故實，作者的情感已不複見於字裏行間，故幾不能複稱之為“詩”。然而這種“賦”體，在當時卻甚發達。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為晉身之階。
最初的作者為陸賈，然不甚成功。其後有賈誼（生於公元前200年，卒於公元前168年），懷才而不得誌，作《懷沙》《鳥》諸賦，為漢代最帶有個性的賦家。但他的論文卻較他的賦為尤重要。其專以作賦著名者為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諸人。
枚乘，字叔，淮陰人，死於公元前141年。曾遊於吳及梁。所作有《七發》諸賦，而以《七發》為最著。《七發》的結構，頗似《楚辭》中的《招魂》《大招》，顯然是受有他們的很深的影響；賦言楚太子有疾，吳客往見之，欲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曆說以妙歌、美食、馳騁、遊觀、射獵、望濤之樂，太子不為之動，最後言使方術之士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之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太子便澀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種文體的結構實至為簡單。在文辭一方麵，亦頗有雕斫浮誇之弊。如：
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遊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遊青風，陶陽氣，**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禦之智巧，恐虎豹，懾鷙鳥……（《七發》）
之類，殊覺堆冗無味，然後來賦家幾無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漢賦雖甚發達，在中國文學史上卻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賦之外，尚有人以《古詩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8首認作他的著作者，但其憑證極為薄弱。他們所據者為徐陵的《玉台新詠》，但考查《漢書》中的乘本傳，並未言乘曾為此類詩，《漢書·藝文誌》的“歌詩”類裏，亦不載乘的這些詩，即蕭統的《文選》曾勇敢地把許多詩加上了李陵、蘇武的名字的，卻也並不曾把《古詩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為枚乘的。何以徐陵卻獨知道是乘作的？實則像《古詩十九首》那樣的詩體，絕不是枚乘那個時代所能產生的；乘時所能產生的是“大風起兮雲飛揚”（劉邦歌），是“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劉徹辭），是“日月星辰和四時”（柏梁詩），是“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韋孟詩），卻絕不是“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及“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劄劄弄機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詩。（《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問題待下一章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