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雖沒有《詩經》那樣的普遍的威權，雖沒有什麽政治家或傳道者拿它的文句為宣傳或箴諫的工具，雖沒有什麽論文家引用它的文句，以為辯論的根據，如他們之引用《詩經》的文句以為用一樣，然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楚辭》卻並不比《詩經》低下：《楚辭》在文學上的影響，且較《詩經》為尤偉大。《詩經》的影響，在漢六朝之後，似已消失，此後，沒有什麽人再去模擬《詩經》中的句法了。同時，《詩經》經過漢儒的誤釋與盲目的崇敬，使它成了一部宗教式的聖經，一切人隻知從它裏麵得到教訓，而忘記了——也許是不敢指認——它是一部文學的作品，看不見它的文學上的價值；一切選編古代詩歌的人，都不敢把《詩經》中的詩，選入他們的選本中。（直到曾國藩編《經史百家雜鈔》時，這個見解才毅然地被他推倒。）至於《楚辭》，則幸而產生在戰國，不曾被孔子所讀誦、所“刪訂”，所以漢儒還勉強認識它的真麵目，沒有把“聖經”的黑麵網把它罩蔽住了。因此《楚辭》在文學上的威權與影響，乃較《詩經》為更偉大，它的文學上的真價，也能被讀者所共見。
受《楚辭》的影響最深者，自然是漢與三國、六朝。而六朝之後，《楚辭》的風格與句調，尚時時有人模擬。漢朝的大作家，如賈誼，如司馬相如，如枚乘，如揚雄，都是受《楚辭》的影響極深的。賈誼作賦以吊屈原，枚乘之《七發》，其結構有類於《招魂》《大招》，司馬相如的諸賦，也顯然印有屈宋的蹤痕。揚雄本是一個擬古的大家，他的《反離騷》，即極力模擬屈原的《離騷》的。自曹植以後，直至於清之末年，所有的作者，無不多少地受有《楚辭》的影響。其影響的範圍，則除了直接導源於《楚辭》之“賦”的一種文體外，其他的詩歌裏，以至散文裏，也無不多少地受有《楚辭》的恩賜。所以在實際上我們可以放膽地說，自戰國以後的中國文學史全部，幾乎無不受到《楚辭》的影響。《楚辭》的風格與情緒，以及它的秀麗的辭句，感發了無量數的作家，給予了無量數的資料於他們。（朱熹的《楚辭後語》6卷，共52篇，即總集受《楚辭》的影響的作品，但我們絕不能說《楚辭》的影響，便盡在於這52篇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