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月刊上發表他的《文學改革論》後，中國的文壇起了一個大變動。文字從拘謹的古文、對偶的駢文，一變而為活潑潑的運用現代人的言語的語體文；文體從固定的小說、戲曲、詩、詞的舊格律下解放了，而為自由的盡量發揮作者個性、盡量采納外來影響的新的文體。這是一個極大的改革，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國的文學，在新世紀處於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一方麵是舊式的作家在並不衰頹地寫作著；一方麵，新的作家努力於西洋文藝的介紹，努力於新的作品的創造，這些嶄新的著作與介紹引起了古舊文壇的全盤的混亂。
新世紀之小說家，承襲了傳統的文格者，有李寶嘉、吳沃堯諸人。
李寶嘉（1867—1906），字伯元，號南亭亭長，江蘇上元人。曾在上海辦《指南報》《遊戲報》及《海上繁華報》。所作小說有《文明小史》及《官場現形記》，而《官場現形記》尤為有名。
《官場現形記》第三編刊行於1903年，體裁似《海上花列傳》，結構極鬆散，然其敘寫卻皆為日常的生活，其人物卻皆為我們日常遇見的人物，故特能逼真動人。清末為吏治最昏暗之時代，平民正苦於官，此書盡量揭發官之罪惡與私行，極諷罵之能事，故一出版即傾動一時。
吳沃堯（1867—1910），字趼人，號我佛山人，廣東南海人。1903年時始為小說，成《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刊於《新小說》中。後又作《恨海》《近十年之怪現狀》等。這兩部“怪現狀”，亦為《官場現形記》同類，乃揭發現社會之種種黑暗者，而所寫範圍較廣，不僅限於官場。
這一類結構鬆散、以諷罵世人、揭發黑暗為能事的小說，在這時候發現了不少，大都皆模擬《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者，無特敘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