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從上亂到下，從內亂到外。朝堂上在掐，邊關上在掐，中原大地也在掐。就那麽點兒錢，那麽點兒人，拆了東牆補西牆，整日疲於奔命。
翻開張廷玉所撰《明史》，有一《流賊傳》，當頭一句就是：“盜賊之禍，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極矣。”
這是說流賊問題曆來都有，到了明朝末年李自成和張獻忠起義，發展到了極端，史無前例。為什麽會是“史無前例”，張廷玉也做了分析：明朝自神宗棄政、熹宗近閹共數十載以後，國家命脈早已斷絕。等崇禎即位，大臣們結黨朋比的局麵已經發展完善，國家的財政物力已經消耗殆盡，法令不行，綱紀敗壞，邊疆混亂。雖然崇禎帝銳意治理，但是常常在一些問題上搖擺不定，不單單是在“先攘外還是先安內”的問題上搖擺，也在對於流賊是安撫還是剿滅上搖擺。為了重新嚴明法紀，崇禎帝對於賞罰也是過於嚴明，“敗一仗而戮一將”，“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
有話說“猶豫就會敗北，果斷就會白給”，其真正的問題在於，明末的局勢已經不具備容錯性了，任何一個不當或錯誤的決策和執行都會被放大，進而帶來嚴重的問題。與此同時，正確的決策和執行卻很難再得到優厚的收益。
江河日下，其勢終不可當也。此時的救國就好比進了ICU了，想到平時沒注意健康，等癌症擴散了想著沒早點兒治了。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前人造孽，後人承擔。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苦不苦，興亡還不是影響最大的，“百姓”才是重點，跟“苦”掛鉤的從來不是“興亡”，而是“百姓”。
大明國運日漸衰頹，年年災荒，幾個月不下雨是常事，千裏田地看不見一點綠色，中原地區餓殍遍野，百姓以樹皮為食。樹皮吃完了，又開始吃石頭，死者無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