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中年人有一種好處，會有人來請教什麽什麽之類的經驗之談。一個老庶務善於揩油，一個老裁縫善於偷布，一個老官僚善於刮刷，一個老政客善於弄鬼作怪，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麽讀書方法讀書經驗，後來還出一本專集。我約略翻過一下，隻記得還是“多讀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懶得翻下去。現在輪到我來談什麽讀書的經驗，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又不把那專集仔細看一看；提起筆來，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
記得四歲時，先父就叫我讀書。從《大學》《中庸》讀起，一直讀到《綱鑒易知錄》《近思錄》，《詩經》統背過九次，四書背過五次，《禮記》《左傳》念過兩遍，隻有《爾雅》隻念過一遍。要說讀經可以救國的話，我該是救國誌士的老前輩了。那時候讀經的人並不算少，仍無補於滿清的危亡，終於做勝朝的遺民。先父大概也是維新黨，光緒三十二年就辦起小學來了；雖說小學裏有讀經的科目，我讀完了《近思錄》，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我仿讀史的成例，用紅筆把那部教科書從頭圈到底，以示傾倒愛慕的熱忱，還挨了先父一頓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隻大櫃上讀商務出版“直到現在還是最新的兒童讀物”的《看圖識字》，那上麵有彩色圖畫；趁先父不在的時候，我就搶過來看。不讀經而愛圈教科書，不圈教科書而搶看圖識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讀經”“存文”義法看來，大清國是這樣給我們亡了的；我一想起，總覺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統複辟，我也頗讚成。
先父時常叫我讀《近思錄》。《近思錄》對於他有很多不利之處。他平常讀四書，隻是用朱注；《近思錄》上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種種不同的說法，他不能解釋為什麽同時賢人的話，有那樣的大不同；最疑難的，明道和伊川兄弟倆也那樣大不同，不知偏向哪一麵為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地方他是說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覺得很驚訝：我從《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說嶽飛跋扈不馴的記載，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既不便說朱子說錯，又不便失敬嶽武穆，隻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從杭州買了《王陽明全集》回來，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陽明把朱熹駁得體無完膚，把朱熹的集注統翻過身來，誰是誰非，實在無法下判斷。翻看的書愈多，疑問之處愈多，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已經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