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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篇序言，要從一百多年前的另外一篇序言談起。
為一本書作序，常規的做法不外是發掘一下這本書的優點，尤其當這本書的作者和你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圈子裏的人，不過分吹捧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但凡事總有例外，在光緒二十年，當郭慶藩把自己辛苦編纂而成的《莊子集釋》委托王先謙作序的時候，後者卻令人驚訝地沒有給出一句好評。當然，王先謙的牢騷主要發在莊子本人身上，倒不是對郭慶藩有什麽意見——如果有的話，也隻是暗示他說：“對《莊子》這種書沒必要下太大的功夫。”
說起這兩人的關係，王先謙比郭慶藩大兩歲，卻和郭慶藩的伯父，即洋務運動的名人郭嵩燾是學問上的忘年之交，彼此常為對方的著述作序，字裏行間從不吝惜最熱情洋溢的褒獎和推崇。從這層關係來看，郭慶藩反而像是王先謙的晚輩，不過後者按說也不該擺出倚老賣老的派頭，因為郭慶藩的這部書裏沒少引用“家世父”的話，那可都是郭嵩燾的真知灼見，王先謙好歹也該給個麵子。
更何況，當時的郭慶藩也並非其伯父羽翼之下的無名小輩。他已經曆任地方要員，官聲赫赫，學問也很拿得出手，是研究文字學的一代名宿。當然，要是論起學問來，王先謙的造詣和聲望都遠在郭慶藩之上，他以經學知名當世，是大清帝國的一麵思想文化的大旗。就在收到郭慶藩書稿的時候，王先謙剛剛就任湖南嶽麓書院的山長，這是一個無論官、學兩途都很令人尊敬的職位。如此看來，這兩位學者型官僚似乎更應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才是。
郭慶藩看來倒是這麽想的，但誰都沒想到王先謙會寫出這樣一篇反常的序言。
時至今日，郭慶藩這部《莊子集釋》經過王孝魚先生的點校，被中華書局收錄進了“新編諸子集成”係列，成為我們研究《莊子》的首部必讀書，王先謙的那篇序言赫然就出現在全書最醒目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