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是講《壇經》的緣起。慧能大師在韶州大梵寺講法授戒，韶州刺史（也就是今天的市長）韋據讓慧能的學生法海整理聽講筆記，以使慧能的宗旨可以在以後代代相傳的時候有個依據。
但是，事情才一開始，就難免令人起疑：許多人都知道，禪宗不是講究“不立文字”嗎？為什麽韋據和法海他們還要如此大張旗鼓地搞一個會議紀要呢？這事情越想就越讓人覺得矛盾：如果我要學禪，該不該去讀《壇經》呢？如果讀了，那麽，按照“不立文字”的標準來衡量，我顯然是在緣木求魚，可如果不讀《壇經》，隻是找個老師來接受口傳心授，我又怎麽知道老師教的就是正確的呢？
確實，在慧能之後，尤其到了宋代，禪宗的文字越來越多，像著名的那些《景德傳燈錄》《碧岩錄》《五燈會元》之類的東西真沒少寫。很反諷的是，如果不是借助於這些文字，我們又該從哪裏來了解禪宗呢？
鈴木大拙曾經做過一個很詭辯式的調和之論：“不立文字”當然是對的，但是，要理解“不立文字”，就必然需要很多文字。
鈴木前輩這個說法當初真把我給唬住了，後來有一天突然想到，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是不是還可以說，戒酒當然是應該的，但要真正理解戒酒的意義，就需要喝很多酒；或者，戒色當然是應該的，但要真正理解戒色的意義，就需要荒**無度？！
這道理細想一想倒也不錯：隻有酗過酒的人才知道酒的危害，隻有縱欲過度的人才更容易體會到“女人不過如此”的真理。是的，對於一個愛吃蘋果的人來說，戒掉蘋果癮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狂吃蘋果以至於吃傷，下半輩子隻要一想起蘋果就立刻嘔吐。駭人的是，這個邏輯曾經真的成為某些佛門宗派的修行理論。
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不立文字”，那語言要不要立？假如唐朝時候就有錄音、錄像設備，慧能會不會拒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