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那天大家在興致盎然地討論一次演講。大概演說家那次對創作的自由度發了一些抱怨，然後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隻有在寬鬆自由的環境裏，才能誕生文化藝術的傑作。
這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談，但那又怎麽樣，大家還是覺得這話很對，是每個人都想說而不敢大大方方說出來的。可是，事情明明不是這樣啊！我插了一句：難道你們都沒看過蘇聯文學嗎？沒看過蘇聯電影嗎？就算都沒看過，至少也聽過蘇聯歌曲吧——《紅莓花兒開》《山楂樹》，這些總該聽過吧？
即便是從沒讀過《古拉格群島》的人也不會對蘇聯的社會空氣一無所知，但那麽多誕生在蘇聯的藝術傑作就算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依然是當之無愧的經典。還有那個萊妮·裏芬斯塔爾，希特勒的禦用攝影師，她為納粹歌功頌德的片子直到今天還是多少電影學院裏的學生必修的經典之作——當然，僅僅是從藝術角度來看。
裏芬斯塔爾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納粹那樣的險惡環境裏，領袖的文化素質決定了藝術的高度；而在蘇聯的故事裏，是的，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的確飽受迫害，尤其令我心悸的是茨維塔耶娃，這個那麽卓絕的詩人，討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隻好選擇了自殺。
還有個再近不過的例子，每個人都不陌生：在清朝那個滿是文字獄高壓的時代，至少還出了一部《紅樓夢》，還有被王國維推崇為北宋以後第一人的納蘭性德。
我承認，寬鬆自由的環境是人們想要的，文化藝術的傑作也是人們想要的，這都沒錯，但這兩者真的存在必然的聯係嗎？除非把數不清的反例一一解釋為特例，並且解釋清楚。
我就是這麽發言的，但沒有人附和我，也沒有人反駁我。對他們來講，我的問題似乎突如其來，既讓他們不甚喜歡，也讓他們來不及反應。然後，沒有人願意繼續這個話題，大家就這麽不歡而散了。我的出現經常導致這樣的結果，所以大家叫我“氣氛破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