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住到第二年的時候，我對這座城市已經十分熟悉。獨自一人生活的我，開著一輛白色和櫻桃紅相間的歐寶兩門車，穿越雅典的大街小巷。隻要車後座放著我的手提袋，裏麵有瓶裝礦泉水和化妝包，外加一件抵禦空調冷氣的披肩，以及車載音響不斷單曲循環中孝介的音樂，我就可以開始任何一段或長或短的旅途。
偶爾結束長途飛行回到雅典，我會在機場叫一輛出租車。希臘司機都健談，英語也不錯。車子一駛進阿提卡（Attica）明媚的豔陽，我就會被問到同樣的問題：“小姐，你去哪裏？”
我的回答總是有點遲緩、猶豫。說出居住的地址，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希臘的兩年半時間裏，我或長或短住過五個不同的地方。從中國帶來的行李，很多都一直處在沒有拆封的狀態。二十四英寸的鐵灰色新秀麗行李箱，始終都擺在家裏最醒目的地方。有時候我覺得，它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生活的每個細節。
坐在出租車後座上，我一麵在背包裏摸索太陽鏡，一麵略帶尷尬地應對司機滿是狐疑的目光。那個剛剛熟悉起來的街道名和門牌號就在嘴邊，我記得隔壁高大壯碩的醫生養了隻袖珍的吉娃娃犬，也記得前天早上跑步時對麵二樓的奶奶對著我微笑，可我就是說不出那個地址。
更尷尬的情況也曾經出現過，我不止一次下意識地脫口而出已經搬離的地址，看著司機從錯誤的出口駛出高速，才會驚訝地意識到。我如同一個因為網絡不給力而總是滯後的GPS導航，讓司機攤手。
也讓我自己很無奈。
住址的不停變更，映照出生活的頻繁變動。生活的頻繁變動，在我的身上留下痕跡。我對於變動的遲滯反應，源於執拗地不願接受時間的流逝。
但無人能夠阻擋時間的流逝。我在路上，時間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