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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
然而，對於我們而言，探求經籍之正解雖屬理所當然，梳理曆代的誤讀卻也有著另外一番趣味。況且，誤讀對曆史的影響甚至還要遠遠大於正解，若要了解曆史，理解誤讀往往會比理解正解更為重要。
當初，一代代的經學家與政治家不斷在以事實與虛構交織的曆史來影響時下的政治，他們對經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則失之越遠。在“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的指引之下研究這種意識形態本身，這一工作在中國曆史上持續了兩千年之久。於是，一片片的玉石與一根根的金線在無數人的精心打磨與織造之下成就了一襲精美絕倫的金縷玉衣，誇張地包裹起了聖人的屍體——那是一具存在於所有人的信念中的聖人的屍體。可以聯想一下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對出土的那件金縷玉衣的關注和讚歎不是大大超過了對中山靖王本人的熱情嗎？
所以，我這裏進入《春秋》一經三傳，既從經籍本身的求是入手，同時也會詳論經學史上的種種闡釋與紛爭。
本書所做的是一種解剖跳蚤式的工作，試圖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記載中抽出一年，來做全景式、曆時性的分析，梳理曆代學者對這一段被神聖化的文本的種種不同的定義、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解讀，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無窮無盡的辯難，並展示這些定義、信仰、解讀與辯難是如何影響著不同時代的政治理念與社會思潮的。敘述主要有兩條線索：一是經典借以成形的先秦社會，二是由對經典的闡釋與應用而形成的思想史脈絡。
《春秋》對於古人來講，長期都被尊為政治哲學的最高聖典，並被認為是所有儒學經典中唯一一部孔子親手編撰的作品，因此受到了極高的重視，其地位長期淩駕於儒家其他所有經典之上。但《春秋》同時又是最費解的，甚至連遍注群經的朱熹和王安石都退避三舍，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曆代經學家的解讀之下變得越來越蕪雜，越來越讓人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