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國的巨大慣性一直延續到了清代，李光地為康熙帝講解《春秋》，用的底本就是胡安國的《春秋傳》，經筵講義匯編成書，即清代官學著作《日講春秋解義》。這些春秋大義是儒臣講給皇帝聽的，重義理而輕章句，到底《春秋》仍被看作是孔子垂法萬世的政治哲學，即康熙序言裏所謂的“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但是，對《春秋》這部聖人大經，康熙帝學得越深，疑惑也就越大：一是越發感覺那些所謂微言大義太離譜了，什麽凡例、變例，什麽稱人以名還是稱人以爵，怎麽看怎麽覺得支離瑣碎、穿鑿附會；二是康熙帝對程朱之學的興趣越來越濃，而越是欣賞朱熹的平實之論，就越是不滿胡安國的空疏作風；再有就是發現胡力主“尊王攘夷”，“尊王”倒是好的，可“攘夷”實在大觸自家黴頭。
所以，終康熙一世，《日講春秋解義》並未刊行，而在康熙帝晚年刊行了一部《春秋傳說匯纂》，書中雖然出於對傳統的尊重而把胡安國的《春秋傳》列於“三傳”之後，卻對胡氏之說做了很大的刪改——“攘夷”從此變成禁區。
康熙帝為《春秋傳說匯纂》所作的序言裏，批評了那些宗胡學者的在穿鑿附會方麵的不懈努力，他們研究得越深，也就離經義越遠，而這部《匯纂》以“三傳”加《胡傳》為主，以集說為輔，凡有悖於經、傳的就刪而不錄。康熙帝這個標準，聽起來倒很公允，但實行起來有一個很大的難度：曆代經學歧說那麽多，經師們各執己見，但到底誰的意見才是合於《春秋》本旨的，始終都說不清。康熙帝自己也清楚這點，接下來說：司馬遷曾說孔子門下的“七十子”通過口傳心授學習《春秋》，每個人的理解都不相同，在當時就沒有形成定論，所此說來，後儒在千百年之後揣摩孔子的筆削之意實在太過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