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裏特先生死後的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對方警告說，我必須在一個小時內離開坎頓。我可以在這一個小時內主動離開，但如果拖過了這個時間，我可能就要躺在棺材裏離開了。很明顯，有人誤會了我和梅裏特先生之間的生意夥伴關係。那些謀殺他的人顯然認為我也參與了在他的報紙上將腐敗曝光的行為。
我沒有等一個小時的期限過去，就立即跳上車，向西弗吉尼亞州山區的親戚家駛去。我在那裏一直待到大約半年以後，凶手被關進監獄。
這次經曆非常符合卡耐基先生描述的那種迫使人們思考的“危急時刻”。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生活在沒完沒了的恐懼中的痛苦。幾年前，在哥倫布市的那一次，我心裏充滿了疑慮和暫時的猶豫不決，但是，這一次，我滿腦子全是看似無可逃避的恐懼。在我躲起來的那段日子裏，我晚上幾乎不敢離開自己的藏身之所。就算暫時外出，我也總把手插進外套口袋裏，握住自動手槍，為了隨機應變，那把槍的保險一直開著。如果我藏身的房子前麵停了一輛陌生的車，我就會躲進地下室，透過窗戶仔仔細細打量車裏的人。
這種狀況持續幾個月後，我的精神開始崩潰。我徹底喪失了勇氣。激勵我耗時經年研究成功與失敗根源的雄心壯誌也棄我而去。
我感覺自己正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滑入一種懶洋洋的狀態，我擔心自己再也不能擺脫這種狀態了。這種感覺很像一個人突然踏入流沙，他意識到每一次想掙脫的努力隻會讓自己陷得更深。恐懼就是這樣一個能夠自我製造的沼澤。
如果說，我性格中原本就埋藏著精神錯亂的種子，那麽，在我形同行屍走肉的這六個月裏，它自然而然地發了芽。日日夜夜，我頭腦中隻有愚蠢的猶豫不決、隨波逐流的夢境、猜疑和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