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態龍鍾。他沒有力量說話，還強睜著眼睛招待我……我曾做過一個小夢，怪他一聲不響地忽然走了。所以他現在故意慢慢走，讓我一程一程送，盡量多聚聚，把一個小夢拉成一個萬裏長夢。這我願意。送一程，說一聲再見，又能見到一麵。離別拉得長，是增加痛苦還是減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遠，愈怕從此不見。
——楊絳《我們仨》
聽聞女兒離世，錢鍾書深受打擊，病情急劇惡化，身體越加虛弱，很少開口說話。
1998年12月19日淩晨，醫生通知楊絳，錢鍾書病危。等楊絳趕到時，錢鍾書已經合上了雙眼，身體還散發著溫熱，一隻眼睛沒有合好，楊絳幫丈夫輕輕合上。
楊絳後來說：“鍾書病中，我隻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顧人，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後’，錯了次序就糟糕了。”丈夫果真走在了她的前麵，女兒也已離世，這雙重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
無法想象，一個八十七歲的老人，是怎樣揣著一顆幾近破碎的心，堅強地挺了過來，並利落地為丈夫操辦了後事。
錢鍾書對自己的身後事，要求十分簡單。他特意叮囑楊絳，他死後不留骨灰，不設靈堂，懇辭花籃，不舉行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楊絳說，她自己可以辦到，錢鍾書就有些困難了。
楊絳向社科院的領導提出錢鍾書的要求。她說，如果領導不同意，她會沒完沒了地請求。也許是楊絳的口氣異常堅決，社科院領導離開前回答：“你給我出難題了，這事我做不了主。”
像錢鍾書這樣為祖國做出重大貢獻的文化學者，按照常情，單位肯定要開追悼會，予以追思和紀念的。但是，錢鍾書在世時，就不喜歡被很多人打擾，身後之事，他更不會喜歡熱鬧，隻想安靜地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