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了這次整頓內務府的失敗，並不等於說我就此要“停車”。車我是不想停的，至多不過多拐幾個彎兒。我自從上了車，就不斷有人給我加油打氣，或者指點路標方向。
前麵我已說過，遺老們向我密陳恢複“大計”的事，那隻不過是其中的一例。我在婚後不久就發現，像那樣想為我效力的人，可以說到處都有，例如康有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兩父子，在全國各省以及海外到處活動著，他們組織了一個“中華帝國憲政黨”，據徐勤——廣東的富商、天津中原公司的經理的奏折中說，這個黨在海外擁有十萬黨員和五家報紙。康有為在民國十六年去世後，徐氏父子仍繼續活動著。根據現在手頭的材料，我還記得起來的有這幾件事：在我出宮前兩年，徐良寫信給莊士敦說，他要到廣西找軍閥林俊廷去活動，過不久又來信說，廣西的三派軍人首領陸榮廷、林俊廷和沈鴻英“三人皆與我黨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對待反對黨也”。[6]民國十三年的春節後，康有為曾給莊士敦寫信說：“經年奔走，至除夕乃歸，幸所至遊說，皆能見聽，亦由各方厭亂，人有同心。”據他說陝西、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貴州、雲南全都說好了，或者到時一說就行。他最寄以希望的是吳佩孚，說“洛（指吳，吳當時在洛陽）忠於孟德（指曹錕），然聞已重病，如一有它，則傳電可以旋轉”。又說湖北省曾耀南說過“一電可來”的話，到他生日，“可一賞之”。現在看起來康有為信中說了不少夢話，後來更成了沒有實效的招搖行徑，但當時我和莊士敦對他的話都沒有懷疑，大為歡欣鼓舞，並按康有為的指點送壽禮、賞福壽字。我開始自己決定安排賞賜了，也就是說在指點之下，我開始懂得為自己的“理想”去動用財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