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遣散太監的舉動，大受社會輿論的稱讚，我覺得很得意。在莊師傅的鼓動下，我接著又把“勵精圖治”的目標轉到內務府方麵。
關於內務府，我想先抄一段內務府一位舊人寫給我的材料：
內務府人多不讀書
內務府人多不知書，且甚至以教子弟讀書為播種災禍者。察其出言則一意模棱，觀其接待則每多繁縟；視中飽如經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許之命。昌言無忌，自得洋洋。乃有“天棚魚缸石榴樹，地炕肥狗胖丫頭”，以及“樹小房新畫不古，一看就知內務府”之諷，極形其鄙而多金，俗而無學也。餘竊恥之，而苦不得釆其源。迨及民十七八之間，遍讀東華錄，在嘉慶朝某事故中（林清之變或成德之案，今不能清楚矣）發現有嘉慶之文字，略敘在清代中之背反者，其中有宗室有八旗有太監，而獨無內務府人，足見內務府尚不辜負曆代豢養之恩，較之他輩實為具有天良者。嘉慶之慨歎，實為內務府人之表彰。於是始得解惑焉。內務府人亦常有自謂“皇上家叫我們賺錢，就為是養活我們”，此語之來，必基於此矣。至其言語舉動之不成文章者，正所以表其馴貼之愚，而絕無圭角之誌；其畏讀書，則為預避文禍之幹觸，與夫遺禍於後昆；其視舞弊及中飽如奉明言者，乃用符“不枉受曆代優遇豢養之恩”也歟……而內務府人之累代子孫亦為之遺誤，乃至於此，曷勝歎哉！
這位老先生當年為了向家庭爭取多讀些書，受過不小刺激，所以，他對於內務府人不讀書的感慨特別深。我那時對三旗世家所包辦的內務府[4]也深感其俗不可耐，但最使我不滿的還是他們“視中飽舞弊，如奉明言”。
關於內務府的中飽、舞弊的故事，是可以寫成一大厚本書的。這裏隻舉出兩個例子就行了。一個是內務府每年的驚人開支。即使民國照付四百萬元的優待費，也不夠那個開支數。民國十三年我出宮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在北京《京報》上揭露的當年收入抵押金銀古玩款，即達五百多萬元，而並無剩餘，全部開支出去了。據前麵那段文字的作者說，那幾年每年開支都有三百六十萬兩上下，這是和《京報》揭露材料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