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裏的人雖然有共同的興奮，卻沒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後來在他補寫的《遇變日記》[10]裏說：“蓋自段、張到京後，皆空言示好，實無辦法。眾為所欺，以為恢複即在目前，於是事實未見，而意見已生。有主張原訂條件一字不能動者，有主必還宮複號者，有主改號避帝者，有主歲費可減，必有外人保證者，有主移住頤和園者，有主在東城購屋者。實則主權在人，無異夢想一皆不知何所見而雲然也。”這段話說的倒是實情。
曆史的列車在進行中，障礙被壓碎，垃圾被拋開。附在垃圾上的蠅子自然會哄成一團，碰撞一陣。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這場旋風，把我一下子拋出了紫禁城，落到一個三岔口上。我麵前是三條路：一條是新的《條件》給我指出來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來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複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複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後又指向紫禁城，不過那時的紫禁城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這條路如果用二十年後蔣介石的術語來說，叫做“曲線救國”，而當時的原版則是“借外力謀恢複”。我站在這個三岔口上，本來一心想走第三條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著周圍那群蠅子的包圍，聽著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樣地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是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盡計劃。每個人都爭先恐後給我出主意，搶著給帶路。
這種“帶路權”的爭奪戰，從我進“北府”大門那天起，經過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離津去東北前，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隻說在“北府”的這二十四天，也曾有過幾次起伏，變過幾次陣容，轉移過幾次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