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時代，“使館區”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我進了日本公使館才知道，我並不是唯一的客人，當時，還住著一個叫王毓蘭，字蘭亭的人，他是賄選大總統曹錕的心腹謀士。曹錕沒有來得及逃往使館區，就被國民軍軟禁了起來，王毓蘭的腿快，做了這裏的客人。我也記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時候，被張勳趕走的黎元洪在這裏住過，我第二次退位以後，被段祺瑞趕走的張勳又做過荷蘭使館的客人。每逢使館裏認為必須接待來客的時候，使館區裏的飯店和醫院總免不了跟著熱鬧一番，因為每次總有一批神經脆弱而又身價夠不上進使館的人們往這裏跑，把這裏塞得滿滿的，甚至連樓梯都有人願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這次被趕出紫禁城，不少的滿族的貴族都爭先恐後地到這裏做過客。有一次，飯店老板貼出了一張很不禮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過多，樓梯上亦已住滿，衛生狀況殊為不佳，且有隨地吐痰，極不文明者……茲規定，如再有人吐痰於地，當罰款十元，決不寬貸！”盡管如此，這裏還是令人趨之若鶩，流連忘返。
我在這裏遇到的熱情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後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麵沒有說到，是我從“北府”出來的時候，在我的汽車上還有“北府”的兩名警察，他們按照當時“要人”們乘車的習慣，站在車外踏腳板上，一邊一個，一直陪我到了德國醫院。他們後來知道我不回去了，他們不能回去交差，就要求也留在日本使館。他們得到了準許，作為我的隨侍被收留了。後來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繡的時候，那邊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們。使館裏派了一名書記官特意去交涉，也不成功，於是芳澤公使毫不猶疑地就去親自找段執政，結果是婉容和文繡帶著她們的太監、宮女很快地也到了我身邊。